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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的大夫大院     

    马   钢

    在原天津租界五大道的西头,云南路与成都、重庆两道交口之间有一二层结构的洋楼羣小区,其建筑风格不是独立的洋楼结构,而是呈典型联
    排别墅(townhouse)形式,即楼都连在一起,但每家有一独立的小院,即使在大院内的两排楼群也都是如此。因洋楼群位于云南路和成都道
    的交口,而楼群围成一里弄,故取名为“云成里”,又因每家居住的全是大夫,所以当年在路口蹲活的三轮车大爷常称云成里为“大夫大院”。
    此由国家解放后修建的,不乏洋味的英式房屋,今天虽被辟为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其实只是1952年新政府为中、高级别的医生修建的宿舍。
    因那前儿时兴的是供给制,每院宿舍都要按上级规定的要求居住两家,几乎都是楼上楼下各一家,数来约近五十余户的大夫,而且他们多是两
    口子都为大夫。依我的管见,一个城市大夫集中居住的如此集中,也许世界各地都没有。说句笑话,当年如掉个炸弹在云成里,第二天全市的
    医院非关门不可,可见“大夫大院”的医生们在津城的骨干地位。

    其实,当年这些大夫并非天津市的顶尖级医生,而仅仅是是天津各大医院30-50岁左右的科室主任和医学院各教研室的主任或骨干。但他们当时
    承担着天津市医学界各个学科繁重的医疗、教学和科研任务。虽然当年他们的年龄不大,但那些年他们面对着的病人是拿张三联单就能免费住
    院的市民和拿个铺盖卷就在医院过道病床上住几个月的农民。他们得夜以继日地做这些患者及其家属的临床工作,所以成为了在“供给制”条件下
    催生出的,我国医务界唯一没有“铜臭味”的一代医生。此空前绝后绝非收入上的,而是为上世纪后半叶津城医学事业的创建并作出非凡贡献的一
    代,所以,几十年后他们全都成为了天津市乃至国内外各医学学科的带头人和医学大家。

    我从小生活在云成里,所以对这些“大夫们”熟悉得很,说起来如数家珍。这些大夫在天津医大基础教研室工作的有教解剖学的崔志潭,教组织学
    的马仲魁,教生理学的刘汉绅,教生化的陈同度、刘文清,教药理的宋汉英、王国祥,教微生物学的郑武飞、高恩赐,教寄生虫病学的甘怀
    杰,教病理生理的马泰、周肃,教病理解剖的谭郁彬、王肇敏,教内科基础的喻娴武,还有实验肿瘤实验室留美女博士李漪。大院大夫分布在
    天津各大医院的临床的有,内科学的张钧、陈玉昆、张俊逸,心脏科的马英达。胸外科的张天惠,骨科的尚天裕、郭世绂,肝胆外科的黄耀
    权,普外科的朱希尧、李嘉玉,肿瘤外科的王德元。妇产科的杨珂、张玉华、辛玉芝、张静姿、周曰序和吴坚平。儿科的廖翔嫔。口腔医院院
    长吴廷椿,放射学科的白金铭、李景学,核医学的卢倜章,传染病院的余书文,麻醉的迟维先。药检所所长寿能安,防疫站站长屈鸿均,结核
    病防治院院长李景文,干部疗养院院长刘毅,医学情报所和医学图书馆馆长周隆髙,卫生局医政处长杨长庚。还有护校校长袁艺菊、资深教师
    于路得和一中心医院护理部主任李文韵,大院真可谓是学科齐全的“医学界”。

    时势造英雄,这些后来的医学大家们能取得如此成绩并不是偶然的,是与天津市曾有一批从世界医学殿堂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的顶尖医学专家
    引领培养,以及他们为天津现代医学发展奠基分不开的,更重要的是当时共产党和年轻的共和国领导审时度势,为这批医学精英们提供了前所
    未有的工作环境和一流生活条件相关的,“大夫大院”就是一流生活条件的明证,这个一流是按当时国情来说的。
    话还得从头说起。由于二战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北京“协和”医院被迫关门,“协和”医院各个级别的一大批的专科医生都来津谋生。这批解放前在
    津城租界地的西医“专家”们,虽大多为有钱人服务,但在民不聊生的民国,半殖民地的天津,他们也只是惨淡经营自己的私人医院,无从发展专
    业特长。

       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积极关怀和组织下,为适应国际现代医学已向“专科”发展的趋势,抓住时机不但给这批专家按其专长向各自专科发展,而
    且还给他们建立了专科医院并配备了一批得力的助手,“大夫大院”中的大夫们便是这批助手中的骨干部分。在我市不但新建了妇产科中心医院,
    还借助这批全国一流医学专家的影响创建了儿童医院、眼科医院、血液病医院、骨科医院、胸科医院、传染病医院、结核病医院和肿瘤医院,
    之后还建立了脑系、代谢病的专科医院等。在这批“协和”专家们主持的20余个专科医院中,最具代表性的专家有天津骨科医院的方先之、肿瘤医
    院的金显宅、中心妇产科医院的杨珂、柯应夔和儿童医院的范权等。而在一些已建立了重点专科的综合性医院中形成了大专科综合型医院的模
    式,故还补全了专科医院缺少的一些临床专科,例如,以总医院内分泌学的朱宪彝及神经外科的赵以成,天和医院泌尿科的施锡恩代表的专科
    等。至此天津的医学率先在全国开始了以现代“专科”为代表的大型医院的发展模式。

       专科医院的就医方式大大方便了患者,也使当年各医学专业学科的发展步入了快车道。以至于上世纪50年代出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看病常请
    天津的专家们进京会诊,卫生部部级的专科进修班常由天津的专科医院主办的情况,从天津市今天医院病人数量统计的结果也可看出,“专科模
    式”的影响仍延续至今。天津市市长黄敬更是高瞻远瞩,让内分泌学专家朱宪彝负责筹组天津医学院,并于1951年正式成立,将我市医学事业向
    正规化、学术型方向发展又推进了一步。朱宪彝负责组织和主持的每周一个晚上的临床病理讨论会,更是医生们最向往的一个提高业务水平的
    活动。所以说天津医务界今天取得的成绩是与60年前的那代人奠基分不开的。今天,津城医学快速发展的必然性也和当年新政权能及时发现医
    学变故的偶然性有关,而这种发现并发扬不仅使西医学在天津迅速的普及,也使天津的现代医学的推广较国内其他地区提前了数十年。

    回头再说“大夫大院”。云成里中的每个小院不但有一前门,还在每家后院开了一个后门,此后门不但为当年烧锅炉的工人们进出方便,还给院内
    孩子们在胡同里玩耍带来便利。下课回家打开后门,各家都是三三两两、几乎同龄的孩子聚在一起。今天,老了以后大院的孩子们聚会时会对
    当年学校的活动记忆并不多,但却对大院里孩子间各类游戏的场面记忆犹新。

    由于家长们医院的工作极忙,都很晚才回家,故每家都由保姆看管。能打开的后门白天几乎不锁,一方面方便了孩子们,更方便了各家的保
    姆。她们相互串联,互通经验,随之各家的家长里短也会迅速传遍,当然,这些只能算是枝微末节。家家有保姆的最大好处是,保证了大院的
    孩子们有人照看,保证了大夫们生活无忧。让他们多一些的时间在医院工作,少一点的“贻误病情”的事故发生。大夫们居住在一起的益处还有看
    病不求人。大院内的人病了,走后院开个“后门”麻烦一下邻居就行了,因为大院里几乎各科齐全,免去了挂号住院,没有看病难、看病贵的问
    题。由于同住大院的大夫们相互信任,故没有“小病大治”和“祖孙三代一起去医院”的情景。

    那时大院的孩子们也有攀比,比比谁家有电话,可遇上文革不是这家揪出了个国民党军大尉军医,就是那家出了个少校军医,不好比也就不比
    了,都缩到被压缩的房子里跟老子们一起反省去了。今天孩子们为何能将各家父母的名字记得这么清楚,其实还和当年贴到门口的大字报上的
    名字都畵有红叉相关。文革时被认为是臭老九的大院大夫们,大多家庭被抄并缩减了住房,所有家的保姆都被辞退,每家取暖的小锅炉因被认
    为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强行拆除。没办法,大院的孩子们只能自己学煮饭,学做衣,自己点火取暖、养鸡吃蛋,那时学校上课也不多,因
    此说不上由于这些家务而影响学业,但却使孩子们都培养出与工农子弟们相似的自立能力。当时每家虽住房缩减,而各家的生活并未见大幅下
    降,据说还没敢给大夫停发工资的。这些在“大夫大院”熏陶的子女们虽受文革影响,但仍还偏爱父业,高考恢复后,多报考了医学院校。

    经过60年的沧桑巨变,各个领域变化不知有多大,然而,我对“大夫大院”的眷恋情有独钟,以至于近60年在大院三间只40多平米的房屋居住至
    今,因为这里有上一代身教的影子以及我童年和少年时期与大院同伴朝夕相处的美好记忆。不仅如此,在这里住,得到的不只是天天观赏到五大
    道的风光,父辈留下来“供给制”的住房还让我避开了房贷的压力。时过境迁,云成里当年的大夫们大多都因儿女成年房间小的窘境,于改革开放
    后相继搬走。今天,大院周围三面临街的小院群大都已改商用。重新评价这些新政府在60余年前为知识分子建成的大院,至今无论在地理位置
    上,或在建筑风格以及用料上仍堪称一流,所以不能忘记的是新生政权为保障全市人民健康,在高档居住区为大夫们特别提供的“大夫大院”。更
    应怀念这些已作古或皓首年高的医学大家们,是他们为天津市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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